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成为权益市场表现的重要变量目前全球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出口将面临较大压力。受国内财富效用降低影响,国内需求将持续低迷。而地产销售回落将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负面影响。整体看,经济前景面临较大压力,企业盈利在2019年上半年预计难以出现显著好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取向成为权益市场表现的重要变量。从目前看,为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失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偏向宽松,在企业盈利处于下行周期的情况下,这种宽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估值水平。
Libra曾经明确地说明自己是与香港类似的货币局制度,港币是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事实上,港币的发行制度与Libra是有差别的。Libra的发行基于100%的法币,一篮子的法币构成包括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就决定了新数字货币更多地显现美元属性。世界货币特有的霸权决定了其不需要庞大的外汇储备维系汇率稳定,只要以美债背书,就实现了国家信用依托,将数字货币转变为信用货币(美元)的数字化延伸。
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价值对于美国而言也很重要。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将与中国和俄罗斯在中长期的战略竞争视为最优先事项,日本在美国战略上具有更大的意义。军事力量本质变了吗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安全保障的概念具有更广更深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包括政治外交和经济科技领域。
英国《金融时报》率先援引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网络工程副教授马克·乔治的话指出,华为被禁将引发市场和行业的混乱与动荡:一方面是消费者使用服务的价格成本将会增加,另一方面则使澳大利亚当地多家电信公司的5G服务研发和推广大大落后。《悉尼先驱晨报》的一篇报道中,澳大利亚最大网络服务商之一TPG电信的首席运营官克雷格·利维明确表示,“我不认为对华为的禁令会对整个行业有利,因为它限制了竞争,”他说,“这影响了整个行业、所有的电信公司。”
总结一下“一带一路”五年投融资的特点,我们认为四个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第一,政策性金融先导驱动。因为“一带一路”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首先进入“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是由我们国家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比如说进出口银行,进出口银行主要是对外,还有国开行,国开给中国企业给的贷款,企业走出去。所以是由政策性金融先导驱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政策性金融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资金方面充当着主力军的作用。当然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数据还是很难获得,特别公开数据还是很难获得,比如从公开数据来看,国开行就累计发放了1700多亿美元的贷款。专门用于“一带一路”,不是说所有的贷款。投行,大概一千亿美元左右贷款支持。前五年的特点还是比较明显。
第二个问题,我们搞“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经济换政治的手段。中国传统是我们不侵犯别人,不侵略别人,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输入别国的模式,但是也绝不输出中国的模式,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这么说的。虽然“一带一路”源于中国,但是属于世界。第三个,怎么看待全球规则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全球的媒体研究机构都有很大的研究。我们认为,其实不是个问题。因为西方主导的规则也过时了,也不适应新的情况。拿西方的规则来办事那不行的,肯定是不行的。中国规则也不完善,所以它谈不上是谁马上就用谁的,规则之争。而是大家根据新的历史的时代的情况,怎么样来研究创新,来适应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国际治理的需要,是这么一个问题。当然了,因为中国国力在上升,在一些非洲国家和沿线国家,中国的话语权也在提高,这也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话语权提高了,就说我们跟你争夺你原来制定的那个规则,这个也是很牵强的。我觉得这个应该理性看待全球规则之争。所以在研究“一带一路”投融资问题上,这三个问题是各界有很多疑虑或者争论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也做了一些梳理和研究。